儒佛道如何在中国文化中“相生相克”?

时间:2016-12-03 13:54       来源:中国文化网      作者:李桂奎

三教交锋:儒佛道如何在中国文化中“相生相克”?

 

 

 

    随着儒学发展、佛教传入、道教勃兴,三股思潮在魏晋时期激荡交锋。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,如何坚持文化自信,实现固有文化的创造性转化,历史为我们留下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。

儒释道“三教”交锋的形成   

     
 
 
      本土的儒家与道家向来互通有无,即所谓的“儒道互补”,因而有孔子曾向老子问礼的传说。这是后世儒教与道教关系的基础。

 

   自西汉武帝霸气地推行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以来,儒家思想在维护君权神授的专制统治过程中,逐渐被宗教化。东汉末年,儒教逐渐蜕变为荒诞迷信色彩浓重的谶纬之学,遭到王充等人的猛烈抨击,面临信任危机。这时,由先秦老庄、汉代黄老一路走来,以修炼成仙为基本追求的道教勃然而兴。其中,张道陵的五斗米道以及随后张角的太平道,影响愈演愈烈,并点燃了东汉末黄巾大动乱的烽火。

 

    尽管儒教人士对民间的道教信仰时有微词,但道教徒们却一厢情愿地支持儒家伦理。魏晋时期,以儒道相调和的面貌出现的玄学实际上偏于道家。即使解释儒家经典,玄学家们依据的也是老庄思想,故也有“新道家”之称。再说,大约在西汉末年,佛教从古印度悄然传入,并潜滋暗长。魏晋时期,佛教徒们因羽翼尚未丰满,也纷纷用老庄思想来解释佛经。就连净土宗始祖、东晋高僧慧远大师也曾引老、庄之义以解说佛经《高僧传》,同时他精通儒学,关心时务,有“政治和尚”之称。时至东晋,儒释道“三教”或经过脱胎换骨,或经过源源不断的输入,均积聚起一定的规模和实力,彼此鼎立格局得以形成。

 
 

“儒”“佛”的碰撞与磨合

 

佛教
 
 

 

佛教传入中国后,首先直接面对的是被奉为正统的儒教。汉末魏初,面对儒生们对佛教发出的“夷狄之术”的攻击,佛教信奉者只能通过强调儒佛一体或不离不弃来回应。牟子撰《理惑论》构设三十七问,表明儒、佛关系如同金与玉、精与魄,指出事佛与行尧舜周孔之道本是一回事;三国时期的僧侣康僧会则提出了“儒佛同一”观,并以佛教的“仁道”附会孟子的“仁政”,把“仁”视为佛的最高境界;东晋人孙绰在《喻道论》中提出“儒即佛、佛即儒”,认为儒、佛在根本旨趣上也是同一的。大致说,“联儒辟道”是当时佛教徒们的生存策略。

 

但这并未避免“儒”“佛”二教的交锋。儒教徒抨击佛教剃须发、不娶妻、不敬养父母等制度有违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”“养老送终”等儒教“孝道”;并抨击佛教不理民生、不事王事、不敬王者等出世主义违背了“忠道”,从而攻讦佛教不符合中国国情。佛教徒则力辩佛教于民生、治道有益无害。如东晋高僧慧远《沙门不敬王者论》就说佛教徒是把奉亲敬君置于人生第一,而且在得不到君亲信任时能退而反省,直至觉悟。

 

当时,儒佛交锋还集中表现于“神”的存灭、因果报应等教理上。佛教徒提出了一套“神明成佛”理论,把成佛作为理想目标;而儒教徒则提出“形神相即”“形质神用”“形死神灭”等观点予以回应。晋宋齐梁期间,围绕神灭、神不灭和因果报应等问题的论争旷日持久,并波及后世。

 

“三教”交锋中的因缘际会

 

    当年儒释道“三教”之间的交锋,也留下了不少美谈。

 

    相传和尚慧远居庐山东林寺时,送客、迎客皆足不过溪。若过溪,寺后老虎就会吼叫,因而此溪被称为“虎溪”。一次,儒士陶渊明和道士陆修静来访,三人聊得非常投缘,慧远送别他们时,不经意间越过了虎溪,虎即吼叫起来,三人相视大笑。这就是“虎溪三笑”美谈。

 

     关于佛道之间的敌视及其消弭情景,还有下列故事:东晋将领、权臣桓玄信奉道教,最初对佛教多有裁抑。有一次,他征伐行军途径庐山,便居高临下地传令慧远出虎溪一见,但慧远却坚守规矩,称病不出。桓玄只好气势汹汹地自己入山。哪知一见慧远的庄严神韵,不禁肃然起敬。会面期间,桓玄拿《孝经》中“身体肤发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”来诘难慧远“剪削”(剃发)为僧。慧远非常从容地遣用了《孝经》的话予以应答:“立身行道。”桓玄被彻底折服了。后来他登基为帝,对佛教表示友好。

 

    从以上传说来看,儒释道“三教”的交锋并非你死我活,而是有所敌视,有所包容。事实上,当年许多人的宗教信仰也是变动不居的,许多名流还一身兼“三教”。

 

 

“三教”交锋图景的现实意义

    魏晋时期,“三教”交锋的舞台已经搭起,其融合的大戏也已经开幕,为后世上演了更多精彩绝伦的好戏打下了基础。军事冲突往往两败俱伤,宗教争锋常常是双赢。从大唐盛世至今,“三教”之间不断地在强强争锋中“合流”融通,又不时地在“合流”融通中擦出争锋的“火花”。这种碰撞与交融一直在助推着中华文明的进程,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 

      2014年,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:“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,但传入中国后,经过长期演化,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,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,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、哲学观念、文学艺术、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。”“2000多年来,佛教、伊斯兰教、基督教等先后传入中国,中国音乐、绘画、文学等也不断吸纳外来文明的优长。”对佛教以及其他外来宗教对中国文化建设的作用予以高度评价。 

 

    当今,“三教”发展又得到重视。2016年,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:“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、核心教义、礼仪制度的同时,深入挖掘各自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、时代进步、健康文明的内容。这就要求我国宗教与时俱进、革新发展,努力发扬积极因素、淘汰消极内容,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、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。”

   回首以往,中国本土的儒道二教继续在互补中前行,外来佛教也早已在与儒道争锋融合后化入到中华文化体系中,这种多教“相生相克”的传统推动了中华文化的繁荣;展望未来,已成为我们文化自信有机构成的儒释道“三教”,也必将通过创造性转化而大大有益于世界文明进程。

 

作者李桂奎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,博士生导师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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