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弼《周易注》与东晋官方易学

时间:2016-03-17 21:43       来源:《周易研究》      作者:admin

    【英文标题】Wang Bi's Commentaries on Zhou Yi and the Official Yi Learning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

  【作者简介】王晓毅,清华大学 历史系,北京 100084

  王晓毅(1954-),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  【内容提要】 王弼《周易注》于东晋太兴二年(319年)六月始立官学,标志着魏晋玄学义理易学成为官方政治哲学。尽管太兴四年(321年)增补郑玄《周易注》,太元九年(384年)增补王肃《周易注》,形成王弼、郑玄、王肃三家并立官学的局面,但王弼易学无疑占主导地位。这种格局,是东晋玄学名士与司马氏皇权“共天下”在经学领域的反映。

  Wang Bi's (226-249) Zhouyi zhu (Commentaries on the Zhou Changes) was established as the standard works on the Changes in the State Academies in the 2[nd] year of Taixing (319), marking the neo-Daoism-oriented Yi learning turned out to be the official political philosophy. Though Zheng Xuan's (127-200) and Wang Su's commentaries on the Changes were also added to the State Academies in the 4[th] year of Taixing (321) and in the 9[th] year (384) of Taiyuan respectively, Wang' s Yi leaning undoubtedly played a dominant role. This pattern is a reflection of the joint governing of the state by the neo-Daoist elites and the Sima's family in the field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.

  【关 键 词】王弼/《周易注》/东晋/官学Wang Bi/Zhouyi zhu/the Eastern Jin dynasty/state academies

  中图分类号:B235.2; B221 文献标识码:A 文章编号:1003-3882(2013)06-0023-05

 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,王弼《周易注》立于官学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:反映了魏晋义理易学取得了官方意识形态地位。遗憾的是,由于古代文献中没有王弼《周易注》立于官学的明确记载,因此学术界在王弼《周易注》立于官学的时间问题上众说纷纭,有西晋初年说,有西晋中后期说,有南朝刘宋时期说等,时间跨度从西晋初(265年)到刘宋元嘉十九年(442年),长达170多年。

  《晋书·荀崧传》与《通典》卷五十三记载,东晋初建立太学时,易学领域设置的博士为“《周易》王氏”。因为对文中的“王氏”理解不同——是王弼还是王肃,学术界分为以下两派,并由此衍生出关于王弼《周易注》始立官学的种种假说。

  其一,“王氏”为王弼。主要依据是两晋时期玄学清谈风靡一时,王弼《周易注》社会影响极大,压倒了郑玄、王肃注。因此王弼《周易注》在西晋时期已立于官学,东晋初年玄学名士当权,恢复太学时自然沿用王弼,而非王肃。至于王弼注立于太学的具体时间,有两种:一是余嘉锡的西晋初年说:“元帝时所立,实是弼注。西晋初年,清谈盛行。疑弼注已立博士。”①二是王志平的西晋中后期说,因为这个时期玄学思潮才占了绝对优势,“则王弼学之复兴在西晋中叶以后,至西晋末尤甚”②。

  其二,“王氏”为王肃。该派认为西晋时期王弼立于官学的说法没有任何史料依据,属于思想史上的推测。甚至整个东晋时期王弼易学都没有立于官学。其依据是《南齐书·陆澄传》载陆澄《与王俭书》中,陆澄追溯东晋初期立易学博士时,说王导、庾亮放弃了王弼注而选择了郑玄注——“舍辅嗣而用康成”。至于王弼《周易注》立于官学的时间,张轶依据陆澄《与王俭书》“元嘉建学之始,玄、弼两立”一文,认为是南朝刘宋元嘉十九年(442年)国子学建立之时。③

  笔者认为上述两派的观点各有得失:其一,“西晋说”的长处是将这个问题置于时代精神变化的大背景中考察,看到了王弼易学东晋时期立于官学的历史必然性;问题是在没有历史文献支持的前提下,不能靠推理将这一时间定为西晋时期。其二,“南朝说”的长处是比较稳妥,以元嘉十九年王弼易学立于官学,下限是没有问题的;弱点是忽视了时代精神的巨大变化,影响了对陆澄《与王俭书》的理解,以致将这一时间大大延后,置于魏晋玄学思潮已衰退的刘宋时期。因此,解决这一课题的出路,是在魏晋南朝政治与学术思潮变化的背景中,调动更多的文献资料,重新解读陆澄《与王俭书》这一核心史料。

  陆澄与王俭书信交流发生在永明三年(公元485年),背景是南齐政府建立了国子学,博士陆澄就《易经》、《春秋》诸家注本的取舍与《孝经》是否立于官学问题,向尚书令王俭所作的建议;王俭回信表达了自己观点。该段文字较长,仅摘引与《易经》相关内容如下:

  (陆澄)寻领国子博士。时国学置郑、王《易》……乃与俭书论之曰:“《易》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弥天地之道,通万物之情。自商瞿至田何,其间五传,年未为远,无讹杂之失。秦所不焚,无崩坏之弊。虽有异家之学,同以象数为宗。数百年后,乃有王弼。王济云弼所悟者多,何必能顿废前儒。若谓《易》道尽于王弼,方须大论,意者无乃仁智殊见。且《易》道无体,不可以一体求;屡迁,不可以一迁执也。晋太兴四年,太常荀崧请置《周易》郑玄注博士,行乎前代。于时,政由王、庾,皆儁神清识,能言玄远,舍辅嗣而用康成,岂其妄然。太元立王肃《易》,当以在玄、弼之间。元嘉建学之始,玄、弼两立。逮颜延之为祭酒,黜郑置王,意在贵玄,事成败儒。今若不大弘儒风,则无所立学,众经皆儒,惟《易》独玄。玄不可弃,儒不可缺。谓宜并存,所以合无体之义。且弼于注经中已举《系辞》,故不复别注。今若专取弼《易》,则《系》说无注。……”

  俭答曰:“《易》体微远,实贯群藉,施、孟异闻,周、韩殊旨,岂可专据小王,便为该备?依旧存郑,高同来说……”(《南齐书·陆澄传》)

  上述文字可以看出南齐国子学中,郑玄与王弼两家《周易注》并立——“时国学置郑、王《易》”,而学术界易学主流已是王弼义理易学,似乎有人主张废郑玄而立王弼。作为国子博士的陆澄本人偏好象数易学,为了保住郑玄的官学地位,他向尚书令写了此文。他在文中追溯了易学传承的历史:从孔子学生商瞿经五代传至田何,田何是汉代各派象数易学的鼻祖,郑玄则是汉代象数易学的集大成者,属于易学正宗。而曹魏王弼义理易学诞生后影响甚大,逐步成为主流学术思潮,经过东晋时期的长期并立,到刘宋元嘉十九年颜延之主持国子学工作时竟然废除郑玄,独尊王弼。尽管郑玄《周易注》属于正宗易学,但是鉴于王弼易学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,因此他主张保持现状,郑、王两立。陆澄在《与王俭书》中,回顾了东晋官方易学的历史,为我们考证王弼《周易注》始立官学的时间,留下了重要线索。

  陆澄在《与王俭书》中明确指出王肃《周易注》始立东晋官学的时间为太元年间。“太元立王肃《易》,当以在玄、弼之间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,太元年间将王肃《周易注》立于官学,与郑玄、王弼注,三家并立。文中的“之间”,是指“之中”的意思。如《南齐书·高帝纪》载王俭《策齐公九锡文》:“曾不崇朝,新亭献捷,信宿之间,宣阳底定。”王肃易学立于官学的具体时间不详。据《宋书·礼志一》记载,太元九年(384年),尚书谢石提出恢复国子学的奏议,被孝武帝采纳。“烈宗纳其言。其年,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,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。”殷茂为祭酒,车胤乱为博士。学术界一般认为,在这次建国子学时,在易学领域增补了王肃《周易注》。无论王肃易学究竟是哪一年立于官学,据陆澄关于太元时期郑玄、王弼、王肃三家并立的说法,王弼易学已立于官学应当是没有问题的。笔者曾以此为据,认为王弼易学在太元年间立于官学。④现在看,这个观点需要修正。因为这只能证明王弼《周易注》立于官学的时间,不可能晚于太元时期,而不是王弼易学始立官学的时间。

  既然其它文献中没有王肃《周易注》在太元之前曾立于官学又被废除的说法,那么,《晋书·荀崧传》与《通典》卷五十三记载,东晋初建立太学时设置的“《周易》王氏”,只能是王弼的《周易注》了。笔者认为,东晋建武元年十一月至太兴二年六月之间,王弼《周易注》已经立于官学了。太兴四年东晋政府在荀崧建议下所立郑玄易学,属于增补性质。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,将《晋书》中荀崧上疏中的相关文字摘引如下:

  时方修学校,简省博士,置《周易》王氏、《尚书》郑氏、《古文尚书》孔氏、《毛诗》郑氏、《周官礼记》郑氏、《春秋左传》杜氏服氏、《论语》《孝经》郑氏博士各一人,凡九人,其《仪礼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及郑《易》皆省不置。崧以为不可,乃上疏曰:

  “……伏闻节省之制,皆三分置二。博士旧置十九人,今五经合九人,准古计今,犹未能半,宜及节省之制,以时施行。今九人以外,犹宜增四。愿陛下万机余暇,时垂省览。宜为郑《易》置博士一人,郑《仪礼》博士一人,《春秋·公羊》博士一人,《穀梁》博士一人。……”

  元帝诏曰:“崧表如此,皆经国之务,为政所由。息马投戈,犹可讲艺,今虽日不暇给,岂忘本而遗存邪。可共博议者详之。”议者多请从崧所奏。诏曰:“《榖梁》肤浅,不足置博士,余如奏。”(《晋书·荀崧传》)

  由此可见,荀崧上疏时,太学中已有五经博士九人。东晋太学建立的时间是明确的——建武元年(公元317年)十一月。据《晋书·元帝纪》记载,在王导、戴邈的建议下,时为晋王的司马睿下令于该年“十一月……丁卯……立太学。”东晋初期百废待兴,建立太学需要一定时间,可能到太兴二年(219年)六月,才确立五经(《易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春秋》《诗》)博士,名额是五人。《晋书·元帝纪》曰:“(太兴二年)六月丙子……置博士员五人。”作为五经之首的《周易》,其博士不可能空岗,“王氏”至少此时已立于官学。从建武元年(317年)至太兴四年之间太学的草创过程,所立博士数额,史书记载不一,有五人说,八人说和九人说。因这个问题与本课题无关,在此不作深入探讨。太兴四年荀崧上疏时,博士已为九人,易学领域更不可能空缺。荀崧说的很清楚,他的要求是在九人之外再增补四名:“今九人以外,犹宜增四。……宜为郑《易》置博士一人,郑《仪礼》博士一人,《春秋·公羊》博士一人,《觳梁》博士一人。”司马睿否定了《穀梁》博士,并于该年三月下诏,同意增加其它三种。《晋书·元帝纪》:“三月,置《周易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公羊》博士。”结论是明显的:太兴四年之后,东晋官学中应是王弼、郑玄两家《周易注》并立。

  这个并不复杂的问题,因陆澄《与王俭书》的另一段文字,而变得扑朔迷离:“晋太兴四年,太常荀崧请置《周易》郑玄注博士,行乎前代。于时,政由王、庾,皆儁神清识,能言玄远,舍辅嗣而用康成,岂其妄然。”这句话的大意为:太兴四年,荀崧要求将郑玄易置于官学,朝中当权派王导、庾亮属于玄学家,却废弃了王弼《易》,改用郑玄《易》。这段文字与历史记载冲突,因为前面的文献已经表明,荀崧的建议与司马睿的批复,都属于“增补”性质,与已经立于官学的“《周易》王氏”无关。其实,齐梁之际的学者对东晋早期官学的情况,普遍不清楚。例如与陆澄同时代的沈约(441-513年),在《宋书·百官志》中就承认对东晋初年太学的情况并不是非常了解:“(博士)魏及西朝置十九人,江左初减为九人,皆不知掌何经。”在易学领域,留下“《周易》王氏”这个模糊记载。沈约是大史学家,尚且如此,陆澄(425-494年)也不会例外。《与王俭书》写于永明三年(485年),与东晋太兴时期已相隔160多年,陆澄对其中的历史细节同样不可能更清晰。作为象数易学的信仰者,陆澄为了力挺郑玄《周易注》,不惜采用了夸张表述。例如,陆澄在信中说,太兴四年执政大臣为王导、庾亮,明显不符合历史实际。庾亮在太兴时期的官职是“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”,与王导不可同日而语。到明帝继位后,庾亮地位才发生了重大变化,成为与王导并立的执政大臣。为了烘托郑玄易学的重要性,陆澄说法未必可信。

  最后一个问题是,太兴四年之前东晋官学中的“《周易》王氏”,是否有可能是王肃《周易注》,太元年间是再次恢复吗?回答是否定的——没有可能性。因为东晋初期经学博士的变革,并非仅仅是数量的改变——从西晋十九名博士减为九名,而是一场针对王肃经学的“学术政变”。众所周知,西晋十九博士中,王肃一人的注解便占其中九个——除了《春秋》公羊、穀梁二传外,王肃对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周官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《左传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的注解,全部立于官学。而东晋初年九博士中,大多数沿用了西晋的模式,郑玄所注经典保留了五种,唯独没有王肃的踪影。很明显,这次经学变革的最大特点就是驱逐王肃学说。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,是两晋之际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变迁在经学领域的反映。

  曹魏西晋时期士族社会中,存在着玄学名士派与礼法派的冲突。魏晋之际礼法派的政治代表是司马氏皇权,而王肃则是该派的经学家。借助与司马氏皇族的姻亲,王肃经学成为西晋官学中的主流,达到鼎盛。玄学名士派,从曹魏正始名士到西晋中朝(元康)名士,尽管思想影响逐步扩大,政治地位也发生了变化,但是并没有真正掌握国家政权。这种状况在两晋之际的大变局中发生了根本改变。西晋元康名士南渡创建了东晋王朝,实际上掌控了国家政权,而司马氏皇权则相对衰弱。后人称这一时期为士族寡头政治。也称之为“门阀政治”。东晋初期,以王导为代表的东晋中兴名士是政治当权派,他们对魏晋之际司马氏皇权与礼法派迫害玄学名士的历史深恶痛绝。王导与温峤给司马绍所上的历史课,便是明证。

  王导、温峤俱见明帝,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。温未答。顷,王曰:“温峤年少未谙,臣为陛下陈之。”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,诛夷名族,宠树同己。及文王之末,高贵乡公事。明帝闻之,覆面着床曰:“若如公言,祚安得长!”(《世说新语·尤悔》)

  在司马懿父子诛夷玄学名士的魏晋禅代道路上,王肃无论在政治上与思想上,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。因此,在东晋初期恢复太学制度过程中,全面驱逐王肃经学,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。太元时期王肃易学一度恢复也不是偶然的,与这个时期晋孝武帝试图振兴皇权有关。不过,这仅是昙花一现,如同司马氏皇权一样,王肃易学的没落命运也是无法改变的,到南朝彻底退出官学,以致在流传中散失。从王肃《周易注》残留的佚文看,其理论方面也存在致命缺点:既不能如郑玄的象数易学那样,以卦气说沟通天人之际,也不能如王弼的义理易学那样,阐述深刻的哲学理论。所以一旦失去特定的政治环境则必然灭亡。

  王弼是魏晋玄学的奠基人,其《周易注》表达了玄学名士的哲学理念。以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,是东晋中兴名士最崇尚的理论学说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记载,宰相王导与殷浩、王濛、王述、桓温、谢尚等青年名士清谈至夜半三更,高兴地说:“正始之音,正当尔耳!”《晋书·卫玠传》记载,卫玠渡江南下,在王敦军府中与名士谢鲲清谈,王敦感叹:“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,此子复玉振于江表,微言之绪,绝而复续。不意永嘉之末,复闻正始之音。”东晋初期社会上流行“王与马共天下”的说法,其中的“王”,指王导与王敦代表的玄学名士;“马”,则指以司马睿为代表的司马氏皇权。王导与王敦是东晋初期政治当权派中的实权派。在王导的建议下,东晋初恢复了太学,易学博士为王弼《周易注》是顺理成章的。此外,东晋张璠的《周易集解》也可以间接印证王弼《周易注》是东晋初太学中的“《周易》王氏”。

  张璠《周易集解》是魏末至西晋时期二十二家《周易》注释的汇集。笔者对其人其书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,撰写了论文《张璠〈周易集解〉考》,发表于《文史》2008年第4期。张璠生卒年不详,东晋初任秘书郎、著作郎,而所著《周易集解》收录的二十二家易学人物却没有一人活到东晋。笔者经考证得出的结论是,张璠虽然被题为东晋人,而其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西晋度过的,在永嘉之乱中渡江南下时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,东晋建立后不久便逝世,故其收录的二十二位易学家均为曹魏正始至西晋人,排列以作者年龄先后为序,从正始玄学家开始。因此,不收录魏初人物王肃(195年生),属于正常。这些易学家中,年龄最大的是钟会(225年生),年长王弼(226年生)一岁,可见《周易集解》没有收录王弼的注文,则属于不正常,而且所用版本也是以向秀《周易注》为底本。合理的解释是:东晋初太学建立,官方教材即为王弼《周易注》。作为秘书郎、著作郎的张璠编一部义理易学的参考书《周易集解》时,自然不会再多此一举,摘引王弼《周易注》了。

  综上所述:在中兴名士的推动下,王弼《周易注》太兴二年(319年)六月始立官学。太兴四年(321年)东晋政府在荀崧建议下将郑玄《周易注》立于官学,属于增补性质。太元九年(384年)又增补了王肃《周易注》,与郑玄、王弼并立官学。南朝时期,王肃《周易注》被逐出官学,郑玄、王弼两家长期并存。王弼义理易学的影响日益扩大,最终战胜了郑玄象数易学,在唐朝官学中一家独秀。

  收稿日期:2013-09-04

  注释:

  ①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第1册,北京:中华书局,1980年,第7页。

  ②李学勤主编,王志平著《中国学术史·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卷(上)》,南昌:江西教育出版社,2001年,第233-234页。

  ③张轶《汉唐之间的郑玄易学研究》,清华大学博士论文,2008年5月,第53页。又见张晨《王弼〈易〉学始立官学考——兼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制度的兴废》,载《唐都学刊》2008年第5期。

  ④王晓毅《中国文化的清流》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1年,第288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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