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分田教授:“现代新儒家”在扭曲儒家思想

时间:2016-03-17 20:12       来源:北京日报      作者:admin

        近年来,中国出现了一股被称为“现代新儒家”的思潮。这股思潮的一般特征是:掩盖儒家学说的本质属性,摘取儒家经典的某些话语,将其判定为“民主主义”、“自由主义”、“宪政主义”、“社会主义”等,进而宣扬“回到孔孟去”、“立孔教为国教”、“立儒学为国学”、“重建儒教中国”、“推行儒家宪政”之类的主张。一些学者将其视为“儒家”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然而,从其本质属性看,“现代新儒家”不是真儒家。

  “现代新儒家”是一个对象混乱的概念

  孔丘曰:“名不正,则言不顺。”概念属于“名”的范畴,而概念是揭示思维对象的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。在特有属性中,本质属性既具有区别性,又具有规定性,为一个事物内部所固有,并能决定这个事物成其为这个事物的性质。如果一个概念不能反映特有属性,特别是不能反映本质属性,就会“名不正”,进而“言不顺”。然而,一些学者往往制造一些指称对象极其混乱的概念,导致一些张冠李戴、指鹿为马的学术现象出现。“现代新儒家”这个概念便是典型例证之一。

       儒家学派,门户繁多,流派丛杂,概括“儒家”的特征并非易事。例如,司马谈用“序君臣父子之礼,列夫妇长幼之别”论说“儒者”的特有属性,而实际情况是:“墨家”、“法家”、“阴阳家”、“名家”及“道家”中的多数也讲究这一套。又如,班固《汉书》用“留意于仁义之际”论说“儒家者流”,许多学者将“讲仁义”视为儒家的特有属性,而实际情况是孔丘之时还没有“仁义”这个词,主张“仁”、“仁义”的也并非仅限于儒家。又如,许多学者称“儒家讲王道,反霸道”,而实际情况是孔丘对“霸”也有正面的评价。荀况、陆贾、董仲舒、桓谭、李觏、司马光、陈亮、陆九渊等名儒都认为“霸”、“霸道”具有正面价值。又如,许多学者称“儒家讲性善”,而《三字经》的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只反映孟轲一派的观点,包括孔丘在内的先秦、汉唐名儒大多不赞成性善论,诸如荀况讲性恶、董仲舒讲性三品、扬雄讲性善恶混。就连推崇《孟子》的张载、朱熹也明确指出:孟轲的性善论有重大理论缺陷,无法解释性恶的来源。儒者天道论的分歧更大。董仲舒将“天”视为“百神之大君”,朱熹将“天”视为“自然之理”,二者分属两大哲学类型。儒者大多讲究“天人合一”乃至“天人感应”,而柳宗元、刘禹锡等主张“天道自然”、“天人相分”,二者也分属两大哲学类型。

  历代儒者的最大共同点是:论证君主制度、宗法制度、等级制度的一般规定性并维护“尊者专制”的观念

  重要证据之一便是:孟轲、荀况、董仲舒、扬雄、张载、朱熹运用各自的人性论,共同论证了实行君主制度及尊者专制的必然性、合理性和绝对性。“天人感应”与“天道自然”的重大哲学分歧并没有影响董仲舒与朱熹“三纲”论的内在一致性。下面再列举几个判定儒家本质属性的重大事实依据。

  孔丘是儒者宗师,而“孔子尊君”乃古人之定评。从《左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史记》的记载看,孔丘赞美西周王制,阐发“文武之道”,论证“君臣之义”,抨击“礼崩乐坏”,儆戒“乱臣贼子”,主张“贵贱不愆”、“事君尽礼”、“以道事君”,倡导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。他将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视为理想政治境域的主要标志,曾为强化鲁国公室而“堕三都”,被敌国视为“为政必霸”的卓越人才。其弟子称颂孔学为“百世之王,莫之能违”。司马迁也赞扬孔丘作《春秋》以“明王道”。战国诸子多有非儒之论,却没有人否认“孔子尊君”。汉唐以来,“孔子尊君”乃是朝廷之定见、儒者之定论和世人之定评。

       孟轲被尊为“亚圣”,而《孟子》是帝制法则的经典。《孟子》有一批制度性命题,诸如论证立君治民的“天佑下民,作之君,作之师”,论证君权天赋的“天与之”,论证君主独一的“天无二日,民无二王”,论证天下王有的“溥天之下,莫非王土;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”,论证治权在君的“无君子莫治野人,无野人莫养君子”,论证君为政本的“一正君而国定”,论证忠君孝父的“无父无君,是禽兽也”等。孟轲以“天与贤,则与贤;天与子,则与子”论说帝位的传承,认为帝王权位的终极合法性取决于“天命”,无论禅让、革命、世袭,凡是“非天与”的都属于“篡”。这些命题所设定的政体形式和权力结构完全符合现代政治学的“君主专制”定义。《孟子》之所以成为帝制官方学说的主要载体之一,正是由于这个缘故。古人云:“孔子尊君,孟子尊道”,而孟轲之道“无害于尊君”。这个判断是正确的。

  先秦儒家的核心要素,上承商、周,下启汉、唐,始终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。只要仔细比较一下先秦儒学、汉唐经学、宋明理学的理论结构和命题组合,就会发现:《孟子》的各种理论要素,包括“民贵君轻”与“民无二王”,不仅完完整整地保存下来,而且占据了官方学说和主流学术的地位。就连下令删节《孟子》的明太祖朱元璋,也曾一度将“民贵君轻”书写于宫廷殿堂,还曾下诏称赞“孟子传道,有功名教”,并免除孟轲后裔的赋税。清朝的乾隆皇帝甚至自幼修习“民贵君轻”,多次撰写体认“民贵君轻”的诗歌文章,他下令编辑的《钦定四书文》收录了两篇阐释“民贵君轻”的明朝科举范文,收入《钦定四库全书》的阐发“民贵君轻”的著作更是不胜枚举。这也说明,“民贵君轻”并不违逆“尊者专制”,二者恰好相辅相成。

  显而易见,“孔孟民主”是帝制及礼教覆灭之后冒出来的一种新说法。这一类说法的要害是变换儒家本质,扭曲儒家思想,打着“弘扬传统”的旗号,宣传所谓的“儒家宪政”。一些人甚至声称《孟子》的“民贵君轻”为“最高民主精神”乃至“世界民主论之先驱”。于是原本众口一词的“孔孟尊君”,演化为“孔孟专制”与“孔孟民主”之争。

  “现代新儒家”的这种做法曲解了儒家的纲领、灵魂、精髓,悖逆了儒学的“圣道”、“王制”、“名教”。

作者: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分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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